国台办发言人张晗表示，有关报道充分反映了岛内业界对恢复两岸旅游交流的强烈愿望，表明民进党当局推行的赴大陆旅游“禁团令”等限制做法不得人心。据统计，2025年台湾居民来大陆高达489万人次。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政治私利，对岛内业者和民众的呼声充耳不闻，不仅损害了台湾旅游业者的生计，更剥夺了台湾青年了解大陆真实面貌的机会。我们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推动恢复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并持续释放善意，2024年以来先后恢复福建、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希望民进党当局正视民意，撤除政治藩篱，为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恢复正常创造有利条件。(中新网“燕新台”工作室)

张晓刚：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军队院校招生工作全面落实深化政治整训要求，精准对接部队战建备治人才需求，依据新的军队院校教育培训任务规划，科学制定招生计划，主要有3个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通培养，本科教育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注重指挥素养培育，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2个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从今年起在陆军、海军、空军3所军医大学，建立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另外，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开展新兴技术领域人才培养。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将城邦定义为为了‘优良生活’而存在的共同体，指出政治应是一种旨在实现公共利益的道德实践。《论语·为政》引用孔子提出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厚的人本主义观念。希中两大文明都认为，社会稳定取决于人的道德品质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间的平衡。在全球信任缺失、治理危机加剧的当下，两大文明加强对话交流尤显重要。”日前，希腊雅典科学院院长尼基弗罗斯·迪亚曼多罗斯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迪亚曼多罗斯表示，全球化带来了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但并未建立起更深层次的文化理解，如今文化对抗和地缘冲突重现，世界正面临深刻的文化和道德挑战：人类如何在差异中创造性地共存。“一个可持续的国际秩序不能仅建立在经济实力或军事威慑之上，更需要共同价值观和跨文化信任。因此我认为，‘和而不同’理念是中国传统思想对当今世界秩序最切题的贡献之一。”迪亚曼多罗斯说。

以“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为主题的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即将在希腊雅典举办。迪亚曼多罗斯认为，本届大会的最大意义在于创造一个富有国际精神的交流平台，让不同文明能够非对抗性地、互补地被研究，表达人类对知识、正义、道德追求的观点。迪亚曼多罗斯说：“我希望本届大会能够鼓励年轻学者重新阅读古典文本，不要将其视为‘博物馆藏品’，而是看作对现代世界重大问题进行反思的鲜活源泉。在这里，对古典文明的研究将成为相互理解、和平共处和共同创造的桥梁。”

“作为同样拥有深厚历史、文明连续性和悠久精神传统的国家，希中在诸多领域拥有共同追求。”迪亚曼多罗斯说，近年来，两国之间的亲近感越来越体现在社会各层面、展现在人民友好中，这种亲近感充分反证了“文明冲突论”，“证明不同文明可以和平共处，可以创造性地相互丰富”。“两国合作可以作为生动范例，展示伟大的文明如何建立其基于对话而非对抗的关系。当各国人民发展出相互理解尊重和面对全球挑战的共同责任意识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涵将得到进一步丰富。”迪亚曼多罗斯说。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

酸中带辣，辣里藏鲜——在海南文昌铺前镇，一种被称为“糟粕醋”的美食，是当地渔民的“开胃汤”。三年前，它还是藏于街头巷尾的地方小吃；如今，仅在定安塔岭工业园，就聚集了4家糟粕醋加工企业，围绕糟粕醋开发出了瓶装火锅底料、固态调味料、海鲜米粉等多种产品形态，广受市场青睐。一碗糟粕醋，如何在短短数年内完成从“小作坊手搓”到现代化工厂生产的跃升？

关于糟粕醋的起源，坊间有多种说法。据当地流传较广的一种讲述，早年在文昌铺前镇，渔民出海打渔，食物难以长期保存。人们发现用酿酒剩余的酒糟继续发酵，能得到一种酸中带辣的汤汁——既开胃驱寒，又能延长保存期，这便有了糟粕醋的雏形。此后数十年，它一直以家庭作坊的形式存在，主要在铺前镇及周边售卖，影响力局限于琼北地区。

出海，是海南糟粕醋的下一个关键词。玉梦集团的酸汤已经出口到二十多个国家，“我们会沿着酸汤的路子，借海南自贸港走向东南亚。”杨先果说。“铺前三婆”的产品已经小批量出口到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地，“虽然还没形成规模，但证明了海外消费者能接受这个味道。”曾维康表示，随着二厂产能释放，海外布局将提速，“优先看北美和欧盟市场”。

1966年3月8日和22日，河北省邢台地区连续发生6.8级和7.2级强烈地震，数百万间房屋倒塌，数万人伤亡。震后，年近七旬的周恩来冒着频发的余震，先后三次飞赴邢台灾区。在隆尧县白家寨村，他站在简陋的木箱上，迎着呼啸的狂风，看着满目疮痍的废墟和流离失所的受灾群众，眼中噙满泪水，沉痛地对群众说：“乡亲们，你们受苦了、受惊了、遭灾了，我来迟了。”这绝不是一句政治上的客套话，而是一位大国总理将人民苦难视为自身失职、将保全群众生命视为最高政绩的真情流露。他亲自指挥调集救援物资，并勉励群众“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周恩来用实际行动证明，干部的政绩绝不应是个人政治履历上的“贴金符”，而必须是在国家危难时刻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生死相依。

坚持人民至上的政绩观，必然要求领导干部时刻关注最贫困、最底层的群众，绝不能被局部的繁荣掩盖了真实存在的民生痛点。1973年6月，周恩来陪同外宾重返阔别26年的延安。得知全国解放20多年后，部分群众依然吃不饱穿不暖时，他忍不住当众失声痛哭。在延安地委的座谈会上，他极其严厉而又无比痛心地对地方干部说：“延安培育了我们，全国解放了，延安人民的生活还没有得到改善，我们对不起延安人民啊！”他当场立下军令状，要求延安地委和陕西省委的同志“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并亲自过问延安的化肥厂建设和农业发展规划。这种面对群众贫困所展现出的锥心之痛，深刻诠释了周恩来的政绩观：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才是共产党人无可推卸的绝对政绩。

周恩来深知，如果一个国家不在科技前沿进行长远布局，必将永远受制于人。1956年1月，周恩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随后，他亲自领导并汇聚了全国数百位顶尖科学家，历时半年多，制定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在制定规划时，他高瞻远瞩地提出，要在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和核技术等在当时看似遥不可及、耗资巨大的尖端领域进行“紧急措施”布局。这些决策在当时不仅不能马上产生经济效益，反而需要投入巨额的国力。但周恩来甘愿承受眼前的财政压力，不图一时之名，用极其扎实的潜绩为新中国铺设了迈向科技强国的轨道，日后的“两弹一星”无一不是在这个规划的根基上结出的硕果。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第一次郑重、完整地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他宣告：“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一目标的提出，为处于艰难探索中的中国社会指明了极其清晰的航向。此后，周恩来始终如一地捍卫着这个长远目标，并在1975年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抱病再次重申这一宏图。他深知自己可能无法亲眼看到“四个现代化”实现的那一天，但他依然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为中华民族在20世纪末乃至21世纪的发展确立了最坚实的战略坐标。

追求经济增长是各国执政者的普遍追求，但在国家发展初期就能够关注到生态环境问题，则是一位政治家极具长远格局的罕见政绩。在20世纪70年代初，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不顾一切地追求工业化指标，环境污染被视为工业化的必然代价。然而，周恩来却极其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长远隐患。1972年，他力排众议，派出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1973年8月5日至20日，周恩来在北京亲自提议并主持召开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确立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32字环境保护方针。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中，谈环保不仅无法提升生产建设指标这一核心显绩，甚至可能被视为阻碍生产。但周恩来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绝不能把环境污染的灾难留给子孙后代。”这种超越时代局限、对千秋万代负责的深邃眼光，为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精神与政策遗产。

周恩来对家属和亲戚的要求达到了近乎严苛的地步。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为了杜绝封建社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官场恶习，他在中南海西花厅制定了极其著名的“十条家规”。这其中包括：晚辈不能丢下工作专程进京看望他；来者一律住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不许动用公家汽车；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亲属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周恩来的亲弟弟周恩寿在北京工作，周恩来为了避嫌，不仅严格限制他的职务晋升，甚至在周恩寿退休时，亲自批示让其提前病退，并拿较低的退休金。他绝不将国家赋予的政治权力转化为家族谋取利益的工具，这种心底无私的伟岸人格，证明了共产党人的权力只为人民谋福祉，从源头上保证了政绩的公利性。

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的办公和居住地西花厅，是一座老旧的清代建筑，常年阴暗潮湿。到了1960年，由于年久失修，房屋不仅漏雨，甚至出现了梁柱腐朽的情况。趁着周恩来去外地出差的短暂空隙，身边的工作人员出于关心总理身体的初衷，对西花厅进行了简单的修缮，更换了旧窗帘，铺上了几块地毯。周恩来回京发现这一变化后震怒。他拒绝走进修缮后的房间，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责令他们立刻将地毯和新窗帘撤走。他痛心疾首地说：“现在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人民连饭都吃不饱，我作为总理，怎么能花国家的钱来修缮自己的房子？你们这是在破坏我们党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周恩来一生穿的衣服补了又补，他用一生清贫的作风生动诠释了什么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种严于律己的作风，为全党树立了为政清廉的标杆。

清正廉洁不仅仅体现在物质利益上的不贪不占，更深层次地体现在精神层面的平等和谦卑，以及对基层群众的绝对尊重。1958年7月初，周恩来顶着炎炎烈日，来到广东省新会县（今江门市新会区）视察基层农业和劳动大学。在长达近一周的视察期间，他提前定下了“绝不搞迎送、绝不吃宴请、绝不收礼物”的铁律。在新会县的每一顿饭，他都要求和普通干部群众一样吃食堂的大锅饭——瓜菜、糙米，并在临走前，亲自要求随行人员严格按照标准交纳粮票和伙食费，甚至连在乡下喝的几杯茶水钱都如数付清。在视察劳动大学时，他甚至直接睡在用几块破木板拼成的简易床铺上。他不摆任何官架子，始终以一个普通劳动者、一个基层同志的姿态出现。

2024年6月17日，杨某入职某科技公司任销售，双方签订为期3年的书面劳动合同，并约定了3个月的试用期。9月10日，该公司以杨某无法达到考勤要求、无法胜任销售岗位等理由，向杨某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杨某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裁决该公司应向杨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公司不服诉至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定，该公司并未提供公司管理制度依据，证明迟到、请假达到何种程度则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且在解除劳动合同前从未因杨某迟到、请假而提出书面警告。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用人单位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而该公司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决定之前并未对杨某进行培训或调岗，故其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缺乏法律依据，应向杨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毕业生若遇到劳动纠纷，可通过多种方式维权，例如，尝试与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部门或负责人进行理性沟通，明确提出诉求和法律依据；可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区(县)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投诉举报，请求行政机关介入调查处理；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可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可以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为加强毕业生的劳动权益保障，近年来，湖北省各级人社部门充分利用“人社惠民政策进万家”活动，在毕业季等关键节点，广泛宣传劳动法律法规，提升毕业生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依法打击虚假招聘、“培训贷”、“招转培”、滥用试用期等违法行为；同时，确保劳动保障监察、劳动争议仲裁等维权渠道高效畅通，对侵害毕业生权益的违法行为做到有诉必理、有案必查。

“五险一金”包括啥？具体如何缴纳？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五险一金”是指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中，养老保险指为员工退休后的生活提供资金支持的保险；医疗保险用于支付员工的医疗费用，包括住院、门诊、购药等；失业保险能够为失业的员工提供一定期限内的生活保障；工伤保险用于支付员工在工作中发生事故或患职业病时的医疗费用和工伤待遇；生育保险为员工提供生育津贴及产前、产后医疗保障。住房公积金则是为员工购房、租房提供资金支持的制度。